要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健全平安建設社會協同機制，從源頭上提升維護社會穩定能力和水平。

當前，社會穩定方面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各種社會矛盾糾紛、沖突。從主體角度看有兩類：一類是個體的矛盾，如家庭矛盾、鄰里矛盾，這類矛盾盡管數量較多，但后果是有限的。另一類是群體矛盾，如征地拆遷、環境污染等矛盾，這些矛盾尖銳時常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表現出來，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力就很強。當前，社會穩定方面的風險主要就是因利益訴求達不到預期而產生的群體性事件。這是我們化解不穩定因素、預防風險的重點任務。當前，各地化解社會矛盾、排除不穩定因素已經有了較好的社會機制。盡管如此，在防范社會穩定風險的工作中，還應有更加廣闊的視野，依據不穩定因素的程度，預防工作分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預防社會不穩定因素“從無到有”。預防社會穩定的風險，是社會治理中的基礎性工作。我們需要拓展預防的思維，即要有大預防的觀念。要事前預防，在社會矛盾“從無到有”之前就進行相關的預防工作。一是要將預防工作提前。應當將相關的民生建設部門納入到預防的主體中來，在基礎性的民生工作中預防不穩定因素的萌芽。通過社會建設、社區治理，消除誘發社會矛盾的誘因、瓦解社會矛盾形成的條件。二是在涉及民生的重要政策決策之前、重大項目建設之前，要了解、考慮并防止可能產生的風險。這就要完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減少因決策不科學所引發的社會矛盾。

第二個層面，預防社會不穩定因素“從小到大”。即決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決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決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政治、社會風險。應該承認，盡管我們做了預防工作，但不可能阻止所有社會矛盾的發生，仍然會有一些社會矛盾沖破“防線”進入下一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預防可以使矛盾有三種不同的走向：一是成功預防，通過艱苦工作使社會矛盾得以化解。二是主動預防，如對某些歷史遺留問題中的困難群眾，采取一些臨時性的救濟、采取一些權宜性措施，不使矛盾激化導致風險。三是預防、應對策略不當、措施不對，或者資源、力量不夠，或者無法滿足矛盾主體需要，社會矛盾最終激化。我們要努力防止第三種情況發生。

第三層面，預防重大事件與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主要是針對兩種矛盾。一是針對“從大到炸”。指社會矛盾在形式上沖突劇烈化，矛盾雙方沖突的強度與烈度增強，社會風險已經產生的一種狀態。二是應對某些突發的、偶然的導火索事件。當前各級政府已經形成了多層次、多部門、多種類的應急管理體系，但在有的地區、部門，這種應急預案還停留在紙面上。防止小案件演變成為大事件，需要主要領導披掛上陣，在第一時間進行及時應對、有效控制，將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在較短時間內恢復社會秩序。

社會治理與預防社會穩定的風險不是截然不同、相互割裂的兩個獨立部分，而是緊密結合、相輔相成的，兩者做的就是化解不穩定因素的工作。社會預防是社會治理的一種前期工作。在矛盾發生前的工作叫預防，在矛盾發生后的工作叫治理，但對阻止矛盾升級來說，它也是預防，是一種矛盾事發之前與事發之中所進行的治理活動。因而，我們要將日常維護穩定的工作與預防社會穩定重大風險結合起來。具體而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重點發力。

一是樹立社會預防觀念。改變重處置輕預防的思維模式，形成預防比事后補救更有價值的觀念。一些地方在群體性事件出現后，不計成本代價將其“撲滅”，而對于社會矛盾的事前預防則舍不得花錢。如在矛盾調解機構、社區治理、社會組織、社會工作隊伍的建設方面，有的地方財政的投入遠不足以應對各種社會矛盾。這實際上反映了當地政府部門輕預防重事后處置的觀念與思維。社會預防需要資源，社會預防工作需要整合人、財、物、機構等各類資源，必要的投入是不可或缺的。當下，維護穩定的觀念要前移，政府職能要前移，維穩資源也要前移。

二是建設社會安全閥。科學的、有效的社會安全閥建設，十分重要。當社會矛盾出現后，要有適當的安全閥機制讓人們可以表達訴求甚至發泄情緒。社會預防有助于為社會預先設置一個制度化的緩沖帶，以實現不同社會主體之間正常溝通和發泄不滿情緒，防止社會結構中社會矛盾張力的不斷加大。當前，現有的安全閥渠道還不夠暢通，需要改進。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日常生活中橋梁紐帶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新聞媒介“瞭望哨”“啄木鳥”的功能也沒有充分發揮，群眾團體發揮的作用也不夠。如果社會安全閥渠道不暢通，群眾對利益的訴求與表達集中擁擠到信訪渠道，這使信訪部門不堪負重。

三是社會協同預防。黨委政府既要承擔起領導、協調、動員和組織等作用，又要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吸納社區、社會組織、專業化矛盾調解機構、企事業單位、社會力量等各方力量。政府要善于發揮社會協同的作用，形成社會預防的合力。社會預防的方式有群眾動員、行政動員、制度化預防、法律預防、政策預防、技術預防、措施預防等多樣化的預防方式。無論選擇何種方式，社會預防必須在法治和制度化的方式下，綜合運用各種方式提高社會預防能力和水平。社會預防的機制要由政府“獨挑大梁”轉向政府、社區、企業、社會組織、社會力量、居民的協同參與。特別要動員兩個積極性，一是基層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二是居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有了這兩個積極性，才能及時發現、化解大部分在萌芽中的不穩定因素。

四是采取有針對性的預防策略。人們面臨各種矛盾、問題，產生了一種希望擺脫困難處境的強烈需要，這種需要就形成了某種社會的張力。當社會治理在某一環節上出現薄弱帶時，這種社會張力就有可能在這一薄弱環節上爆發出來。不同地區不穩定的張力是不同的，這需要我們認真地調查研究。例如，各地政府在發展中面臨不同的矛盾、問題，有的地區城市改造任務重，征地拆遷矛盾源引發的風險就大；有的地區環境污染問題突出，防范重點就應該放在環境污染上。因此，各地需要預防的風險源是不同的，預防工作的重點有差異。這需要因地制宜，采取有針對性的預防策略。

五是重視網絡預防工作。現實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往往通過社會心理層面的不滿情緒、不滿意見表現出來。進入網絡社會后，這種不滿就會通過網絡空間表達。當某一導火索事件引發公眾關注，大家參與討論時，就會轉化為公共事件。而在討論中會產生某些一致的意見看法、引起共鳴的情緒時，社會不滿情緒的共振現象就產生了。因此，在信息時代，充分利用信息網絡交流平臺等新興網絡技術預防社會不穩定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多種形式為群眾提供意見表達渠道、矛盾調解服務、信息澄清工作，加強與群眾的溝通與解釋。同時完善政府部門的網絡舉報系統，及時發現并解決矛盾的萌芽。